出生在新加坡的黄康，其人生经历和《调色板》有相同之处。1995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电气工程专业获得荣誉学士学位后，他作为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员工，被公司派到广州和北京工作，事业从中国起步。
作为中国航空业发展变化的见证人，黄康感慨万分地对记者说：“20年前后一对比，我对中国感受最深的是：发展快、变化大！”
1995年到1997年，黄康在广州和北京工作。当时旅游市场刚刚开放，许多中国人出国旅游，主要是飞新马泰。办护照和签证的整个流程非常复杂，出国旅客办理出关手续也很繁琐。黄康回忆：“我们作为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感到非常紧张，经常是飞机快要关舱门了，还有一些乘客匆匆忙忙赶到登机口。”
2016年春天，黄康加入美国达美航空公司，来到上海，担任公司大中华区及新加坡总裁。
“20多年前，我当时的上班地点是广州老白云机场，还有北京的1号航站楼。如今，广州有新白云机场，北京早就有T2和T3，新机场也在建设当中。航空、高铁、高速公路，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说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快地提升，需求也在增加。”黄康告诉记者：“中国市场除了变化大、变化快，最重要的一点是机会多！”
德国中心CEO夏建安：
我在中国的工作越来越忙
本报记者 陈 颐
《经济日报》记者日前走进位于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德国中心时，德国中心CEO夏建安先生刚从德国回来，他用英汉双语热情地介绍：“我姓‘Sommer’，德语里正是‘夏’的意思。”
像大多数对时间和数字很敏感的德国人一样，夏建安对他第一次到达中国的日子记得非常清楚：“1995年1月份，我来到中国，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一年我32岁。”1995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如火如荼，一些德国企业相继来到中国。德国中心顺应时代潮流在上海成立，夏建安担任上海德国中心副总经理，主要工作是为进入中国的一些德国中小企业开拓中国市场业务提供咨询服务。他说，在中国工作越来越繁忙。
如今，德国不少中小企业在中国逐渐发展壮大。谈到20年来德国公司在中国的变化，夏建安总结了几条：第一，以前德国公司选择地址主要是北上广，现在可以在200多个城市中选择。第二，以前中国市场对德国公司来说是起步阶段，他们来中国主要是看一看，作一些尝试，即使犯错，对公司整体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如今，中国市场占德国公司很重要的战略位置，必须谨慎。一旦出错，风险非常大。第三，以前是德国高科技更多地引进到中国，现在中国和德国在科技上几乎达到了同一个水平。
捷克留学生潘淑娜:
中国年轻人非常努力
本报记者 朱 琳
潘淑娜来自捷克，她在捷克读大学时选择了中文系。她说，从那时开始，就梦想有一天能来中国。2012年，潘淑娜获得上海财经大学的奖学金，实现了她的梦想。
“来到中国，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学好汉语。但我发现，在上海要碰到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人很难。在这样的环境里，反倒让我对这个国家的人和这个国家的文化更感兴趣。”潘淑娜感慨地说，亲身体验后，对中国的很多认识，与她曾经在捷克学习到的很不一样。
在上海留学一年后，潘淑娜又在厦门读了硕士。在厦门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潘淑娜很快度过了初来乍到孤独无助的日子。
“这几年，我发现中国人越来越自信。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潘淑娜认为，这种自信来源于开放，她看到中国人特别喜欢出去旅游，乐于结交各地、各国朋友。
“中国人很自信，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变化最明显。”在潘淑娜看来，很多年轻人知识面更广了，追求更高了。“有很多年轻人不只是把实现好的物质生活作为目标，还非常关注如何能获得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他们非常努力，在不断地探索。”
常住长沙美国人史蒂芬：
最大改变是人的精神面貌
本报记者 朱 琳
史蒂芬是美国人，过去的18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去年，他与妻子及他们的5个儿子搬回长沙。在这之前，他们一家在西宁生活了6年。
“这是我第三次搬到长沙。”史蒂芬告诉记者：“长沙是我来中国后居住的第一个城市，我在这里开始学习中文，开始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也是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妻子。”
谈及这次回到长沙后他所感受到的变化，史蒂芬这样形容：“我的感觉是不知道我们置身在哪个城市，虽然我曾经在长沙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史蒂芬回忆说，他最初到长沙是1999年。“那时候，长沙有很多地方的路泥泞不堪。后来城市不断发展，长沙在逐渐扩大、扩张。现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以前的老街区都变成了又大又宽的柏油路。”
“除了城市的变化，我在中国的这些年，看到的最大改变是人的变化。”史蒂芬颇有体会地告诉记者，他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国外旅游。通过旅游，开始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习惯等。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争取到境外出差，出国学习、考查或者深造。除了掌握新技术，他们也学习了新的思维方式。回国以后，他们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在史蒂芬看来，这是一种前进、向上的变化。
法航荷航集团大中国区总经理顾瑞新:
现在出门不带现金了
本报记者 陈 颐
顾瑞新对中国最早的印象源自于20年前他母亲来中国旅游时拍摄的录像。现在的中国和他记忆中的中国，简直是两个世界。2006年，他第一次来中国，那是在启动成都航线之前，为了吸引更多荷兰企业来成都投资，他带领客人一行到成都考察。他说，来之前并没有想到中国的发展如此快速。
中国的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数字化和电商的发展步伐。特别是随着微信支付、支付宝、银联支付的出现，现在出门都不带现金了，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完成支付。“现在我回到欧洲出门需要带现金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比较老土。这一切变化都是过去几年内发生的。”他说。
另外一个让顾瑞新感触颇深的变化就是共享单车的普及。如今，虽然街上骑普通自行车的人很少见了，但中国仿佛又回到了传统的自行车大国时代。荷兰是个自行车王国，随处可以看到很多单车，但它们不是共享单车。
中国航空业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新机场在建设或者即将完成建设,其他改建的或者是新建的机场发展也都很迅速。顾瑞新兴奋地期待着：北京新国际机场2019年将建成投入使用；2020年，成都第二座机场也将投入运营……
空客中国区董事长博龙: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本报记者 陈 颐
2004年，博龙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尽管此前他已经知道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北京的现代化程度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满大街崭新的汽车、林立的现代化高楼让他十分震惊。他说，这些年北京越来越朝着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鸟巢、国家大剧院、央视大楼等现代化建筑，与北京悠久的历史传统融合，让这座城市格外有魅力。
“我在中国这14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空中客车在中国也经历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我是一名见证者也是亲历者。对我个人来说，天津A320总装线的成立格外让人难忘和感动。”博龙回忆，2005年整个项目还只是一个想法，如今天津总装线已经交付了近330架飞机。2005年7月份，A320天津总装线厂房刚刚破土动工，到2008年6月份，已经交付第一架在天津总装的A320飞机。“4年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庞大的项目来说是很短暂的，这种高效和快速只可能在中国发生。”他说。
博龙说，过去十几年，中国教育条件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一些边远农村地区的孩子们还不能享受到大城市里的教育资源。空客基金会设立了近60万元人民币的专项基金，用于光爱学校聘请专业全职教师，以及购买学生宿舍家具和电器等，以改善学生的居住环境。
爱尔兰投资发展局亚太区总监孔约翰：
中国企业让爱尔兰受益良多
本报记者 陈 颐
“我在上海生活了3年，中国在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等方面都有巨大飞跃，令我惊叹不已。”爱尔兰投资发展局亚太区总监孔约翰先生对记者说。孔约翰2014年8月份来到中国，就职于爱尔兰投资发展局亚太总部上海办事处，主要工作是帮助中国企业在爱尔兰投资，开展国际贸易业务，尤其是对欧业务。
“在中国这3年，我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令我最惊叹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孔约翰表示，中国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机场先进，高铁疾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摩天大楼数量也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令我欣慰的是，伴随着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政府不断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随着这几年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热情不断高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进爱尔兰，爱尔兰也因此受益良多”。
孔约翰告诉记者：“中国有一句谚语：眼见为实。我诚挚邀请中国企业家去爱尔兰看看，通过实地考察，作出正确的海外投资选择。”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农业服务部负责人诸葛耀：
很荣幸参与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本报记者 陈 颐
2013年的1月1日，带着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和兴奋，诸葛耀和家人抵达了中国。
诸葛耀在雀巢（中国）公司负责与农业有关的业务。诸葛耀说：“我的工作就是带领大约100名中国员工到处采购原材料，并且与农民和供应商密切合作以便买到符合雀巢公司要求的产品。”
“我的印象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变。5年前，向雀巢供应鲜奶的个体奶农平均只有10头牛。今天，奶农们平均有100头牛，大部分人购买了现代化的挤奶设备。今天，所有本地产鲜奶均已达到国际标准。可以说，中国的鲜奶质量控制已是世界最严格水准！”诸葛耀说，这种变化同时也发生在其他家禽、牲畜及农产品原材料领域。
农业经济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良好的协同和新科技发展，以及所有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的优秀典范。
诸葛耀表示，很荣幸参与到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变的重要进程。“5年前，我结识的奶农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简陋的小村庄，每日辛苦劳动。今天，他们有的已经成为企业家，建立了获益颇丰、可持续发展的奶制品公司。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接受教育，寒暑假还送他们去世界各地旅游。我在其中仅起到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但是我非常高兴、非常满足参与其中，并且很高兴亲眼看见了所有的改变和进步。”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