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纪守法、道德自律、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理当比普通人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将公职人员交通违法信息抄告所在单位，向公职人员施加更大的纪律压力和道德压力，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积极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是一种有效的交通安全管理创新。
河南省近日开展文明交通安全月主题活动，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并实行交通违法抄告制度，公职人员个人交通违法信息将被抄告至所属单位，此举引发舆论争议。有人认为，交通违法信息抄告单位有利于加大违法成本，强化社会守法意识。也有人认为，将交通违法信息抄告当事人所在单位于法无据，交管部门涉嫌滥用执法权。
的确，包括交管部门进行交通执法在内，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都必须要有法律法规依据，否则就是越权执法、违反执法。在文明交通安全月主题活动中，交管部门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与常态下的执法行为没有区别，但是，实行交通违法抄告制度，将公职人员交通违法信息抄告其所在单位，属于地方行政体系内部的管理行为，而不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行政执法行为需要于法有据，地方行政体系内部的管理行为则可以有一定的创新创制空间，只要创新创制行为没有违反法律，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就应该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不能以必须“于法有据”苛责之。交管部门将交通违法执法中掌握的涉及公职人员的信息，抄告反馈给公职人员所在的单位，这不是对公职人员进行二次处罚、法外施罚，而是与公职人员所在单位（或单位所属部门）进行信息共享，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文明交通安全教育和共同治理。无论从初衷还是从实效看，这种行政管理创新行为都无可厚非。
交通违法抄告制度不是河南省首创。2009年成都市交警部门推出“市民交通违法抄告制度”，行人闯红灯、司机酒后驾车等都在抄告之列。2015年成都市交管局推出“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抄告制度”，违法当事人信息被抄告至其所在单位或社区。河南省探索的交通违法抄告制度，与成都的做法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把抄告对象限定在公职人员群体，抄告范围也限定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非公职身份的普通行人、司机涉及交通违法，除受到交管部门处罚外，不会被抄告所在单位或社区。
交通违法抄告制度只针对公职人员群体，将涉及交通违法的公职人员与其他交通违法当事人中区分开来，使公职人员成为交通违法抄告的唯一适用对象，从而使交通违法抄告局限在行政体系内部管理层面，而没有扩大或上升为另一种交通执法行为。看到了这个区别，也就不难理解，舆论为何对成都市的做法几乎全是批评，而对河南省的做法有不少赞许的声音。
同样是违反了交通法规，普通人除接受交管部门处罚之外，不应再受其他处罚处理，包括不应被抄告至所在单位或社区，不应在哪怕很小的范围内公开示众。公职人员与普通人不同，他们供职于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有的是执掌公权力的领导干部，即便是一般工作人员，也是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理当在遵纪守法、道德自律、参与社会治理、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比普通人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因此，将公职人员的交通违法信息抄告所在单位，向公职人员施加更大的纪律压力和道德压力，并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积极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既是一种有效的交通安全管理创新，也是一种科学的公职人员教育机制创新。
当然，如法律人士所言，实行交通违法抄告也要注意“分寸”，避免给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施加太大的压力，避免单位对交通违法公职人员随意处罚。公职人员的交通违法信息被抄告至单位，已经受到了一定的警示和惩戒，单位不能仅以涉及交通违法为由，再对其追加处罚，否则可能引发不小的恐慌和纠纷。这也是尊重和保障公职人员权益的必要举措。
